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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龍政經文摘 by glacierboy on 3/27/11
財新《新世紀》見習記者崔箏
19年前發生的一起放射事故，給張家母女帶來了難以消除的陰影。 中國各地擁有成千上萬枚放射源，安全隱患至今猶存 刊於財新《新世紀》2011年第12期(2011年03月28日)
2011年3月24日，張京生年滿18歲。
她給自己化上淡妝，長頭髮扎了馬尾，穿著短上衣、灰呢裙和亮片絲襪，腳踩高跟皮靴，走出家門。 在熙熙攘攘的山西省忻州市大街上，她是個美麗婀娜、回頭率頗高的青春少女。
誰能想到，她在母親腹中長到19週時，就受到放射源的輻照。 這是中國第一起確診的子宮內受輻照病例。 她們一家的故事，被國際原子能機構所收錄。
在家裡，張京生是母親和繼父的寶貝女兒"京京"；在街坊鄰里的議論中，她是橫遭慘禍的張家遺腹兒"京生"；在研究人員發表的論文中，她的代號為"京"，成年後智商只有46。
張京生一家在忻州市南關村，向北走十多分鐘就可看見忻州市的標誌建築"晉北鎖鑰"城樓，那裡曾經是老城區所在地。 十幾年來，隨著新城建設漸漸往北推進，南關村被越拋越遠，"這裡現在是貧民區"，母親張芳說。
42歲的張芳盤起一頭捲髮，顯得格外黑亮，但每當她低下頭，頭髮根部卻露出觸目驚心的白色。 "都是染的……從30歲起，我的頭髮就全白了。"張芳喃喃地說，"要是當年一切沒有發生，我家現在應該特別好……"
19年前的慘劇 張家人無法忘記那一天的故事。 1992年11月19日，做泥瓦工的張有昌像往常一樣出門幹活。 當時，小兩口新婚不久，23歲的張芳在紡織廠做擋車工。
"不到中午12點就回來了。"張芳的父親張醜寅回憶起女婿那天的樣子，"當時他說噁心、肚子疼，不斷嘔吐……"
在忻州地區醫院，醫生無法確診。 帶著身孕的張芳回家休息。 張有昌的二哥張有雙繼續陪護，四天后也病倒，臉頰和腮腺出現和弟弟一樣的可怕紫色。 醫院恐慌，將二人隔離在傳染病房。
一個星期後，張醜寅和親家張明亮分別背著張有昌兄弟倆，去了太原的山西醫學院附屬醫院。 張有昌開始脫髮，右腹部和大腿呈深紫色。 張醜寅第一次聽說"放射病"這個縈繞他後半生的名詞。 醫生們經過討論，提出放射病的可能性。 但山西衛生廳斷然否決，理由是忻州沒有放射源事故的記錄。
太原的醫院未能查明病因，兄弟倆被帶回家。 12月3日，長達14天的折磨結束，張有昌告別人世。 第二天，張有雙洗臉時驚恐地發現自己也掉下一大束頭髮。 緊接著，黑便、高熱等症狀在他身上重演。 三天后，張有雙離世。
張明亮同樣一病不起。 沒過兩天，呼吸極度困難的他也閉上了眼睛。
19年後，提起親家一家幾乎滅門的慘狀，張醜寅哽咽起來。 而張明亮去世後僅幾天，12月16日，張芳也開始掉頭髮，到醫院檢查發現白血球減少。 張醜寅當晚帶著女兒坐上去北京的火車。
父女倆離開後第二天，當地防疫站工作人員宣布要隔離所有與張家父子接觸過的人員。 "再晚一天，我們就沒法走了。"張醜寅說，"到了北京，張芳已經虛弱得不能走動。"
輾轉奔波於幾家醫院之後，他帶著張芳來到以治療血液病著稱的北京市人民醫院（現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急診室。 這時，張芳的白血球細胞數不到正常水平的十分之一。
張醜寅提起急診室主任樓濱城教授時依然滿心感激，"當時押金就要4萬塊，對一個農民家庭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我都買了回去的票，樓教授叫住我們，說有多少錢，先按多少錢治。"
"我們技術一般，就是'良心'較好。"已於2000年退休的樓濱城回憶說，他當時擔心，白細胞只有400的張芳回去感染死亡、一屍兩命。
時任衛生部工業衛生實驗所（後變更為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輻射防護與核安全醫學所，下稱輻射安全所）所長的王作元還記得，樓濱城緊張地找上門，告訴他有一個疑似放射病例的情景。 12月20日，他們組織了專家會診，經過淋巴細胞染色體畸變分析，於12月30日確診張芳患有骨髓型中度急性放射病，放射源為鈷-60。
放射病通常由人體短時間內接受大於1戈雷的輻射導致，而骨髓型放射病的特徵為造血功能損傷。 樓濱城後來與同事發表的論文指出，粗略估計張芳受照全身平均劑量為2.3戈雷。
尋找放射源 儘管已經退休，當年的輻射安全所所長王作元每天都會去位於北京德勝門附近的研究所小樓上班。 他給財新《新世紀》記者翻開一個厚厚的文件夾，裡面裝滿了關於忻州放射事故的各種資料。 回憶起那場搜尋鈷-60放射源的"戰鬥"，王作元說，"真比偵探電視劇還離奇。"
1973年，忻州地區科委為培育良種，從上海引進六枚鈷-60放射源。 十幾年後科委遷址時將放射源封存，隨後將原址移交給當地環境監測站。 1991年，監測站要蓋樓，委託太原的中國輻射防護研究院將鈷源遷走封存。
但是，由於鈷源室管理員記錯了放射源數目，技術人員從封存的井裡只拿走了五枚金屬圓柱體。 另外一枚放射源的下落，此後沒有人再去關心。
1992年11月19日，泥瓦工張有昌來到忻州環境監測站建築工地，他們要拆除寬1米、深10米的井。 在井口，張有昌看到一個金屬圓柱體，貌似日光燈管的啟輝器，陽光下閃著亮晶晶的光。 他撿起來，隨手裝進外套的右邊口袋。
就是這個金屬塊發出的射線，讓張有昌父子三人喪命黃泉，也傷害了張芳和腹中胎兒，並前後影響100多人。
衛生部派出工作組排查放射源。 山西醫學院附屬醫院此時有人回憶，張有昌住院期間，上衣口袋掉出過一個小金屬塊。 小金屬塊隨後被扔進醫院廢紙簍，被兩位環衛工人拉走，本應送去太原郊區的垃圾堆放站。 但工人偷懶，走了一半，便將垃圾傾倒在公路邊。
"我們先去了市郊的垃圾堆放處，看到堆滿垃圾的巨大深溝時，大吃一驚。"王作元說，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從這麼多垃圾中找到滄海一粟般的放射源。
在公安機關的盤問之下，兩個工人承認了偷懶違規行為。 穿著防護服的工作人員來到傾倒垃圾的現場，用工程車配合人力，搜尋出了肇事元兇。
耐人尋味的是，王作元及其同事帶著上級尋找鈷-60的命令，在當地一些部門卻得不到配合。 而且，當他們第一次就放射病例與山西省有關方面聯繫時，竟然遭到對方反駁。
十幾年後，王作元隨中央電視台一個欄目組來到當地，拍攝有關放射病的科學專題片。 儘管欄目組帶著山西省委宣傳部的批示，還是在當地醫院等處吃了閉門羹。
放射源兇猛 對樓濱城來說，這是他多年從醫生涯中惟一一次遇到放射病病例。 但專業從事輻射安全的王作元知道，中國近年來的放射事故時有發生。
在中國各地的企事業單位，擁有成千上萬枚放射源，廣泛用於醫療、科研、農業、工業等用途。 如果將中國近年來由於管理疏漏等造成的放射性事故疊加，其傷亡或許堪比日本福島核洩漏那樣的5級核事故。
根據衛生、公安部門出版的公開資料，中國大陸從1988年至1998年共發生放射性事故332起，受照射總人數966人。 其中，放射源丟失事故約佔八成，丟失放射源584枚，有256枚未能找回。
例如，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人類所1972年購入一枚銫137放射源，1988年移交工作時發現已丟失；1990年6月25日，上海第二軍醫大學放射醫學研究室鈷-60源室工作人員違章操作，兩人不幸死亡，另有五人患上放射病。
王作元表示，從上世紀90年代的放射事故數來看，中國與美國相近，但如果與放射源擁有數結合起來看，中國的事故發生率約為美國的40倍。
1998年後，輻射裝置監管職責由衛生部門移交至環保部門，監管進一步加強。 但放射事故仍然時有發生。 例如，1999年4月26日，河南一枚鈷-60放射源鉛罐被當成廢金屬出售，其間致多人受到輻照。 2004年10月21日，山東濟寧一家私營輻照廠自行建造的鈷-60輻照裝置出現故障，兩名工作人員未經監測即進入輻照室工作，後分別於33天和75天后因多髒器衰竭身亡。
2008年4月11日，山西省亨澤輻照科技有限公司五名工作人員在未將放射源降至安全位置的情況下，攜帶不能正常使用的劑量儀進入輻照室，其中一人死亡，另外四人患上放射病。
直到今天，一些地區的放射源管理依舊隱患重重。 例如，福島核事故發生後，青海省環保廳牽頭對海西州轄區內中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等單位的放射源情況進行檢查，發現了一些普遍存在的安全隱患，諸如操作人員未訓上崗現象嚴重、健康監護工作存在漏洞等。
輻射後遺症 2009年，張芳領到了最後一筆賠償款，賠償已去世近17年的張有昌6萬元。 但她不覺得這幾萬元能給她的生活帶來改善。
她後來再婚，懷孕過兩次，都沒有生下來。 "我怕生出來再有問題。"張芳說。 而研究顯示，她在2000年懷孕的那一次，胎兒六個月時宮內死亡，與她以前受到輻照有關。
18年前孕育京生的時候，張芳同樣面臨掙扎。 京生在腹中一度停止生長，頭圍小於正常胎兒，醫生們勸張芳放棄孩子，而且提醒她放射事故可能給孩子帶來後遺症。 但她始終不忍心，也想給丈夫張有昌留下骨血。
京生剛出生時，只有四斤重，頭髮稀疏，吃奶時吸吮力也弱。 張芳一人撫養著體弱多病的嬰兒，生活陷入困境。
京生滿八個月時，肇事放射源的所有方忻州市科委、放射源所在地忻州環境監測站和遷源責任方太原中國輻射防護院仍然沒有任何賠償表示。 眼看要過為期一年的訴訟時效，請不起律師的張醜寅，自己把這三家單位告上了法庭。
1997年，一審判決終於下來了，三家被告應賠償合計近78萬元，其中張芳和張京生獲得賠償款共32萬元。
第二年，歷經三家被告上訴等系列波折後，二審判決下達，明晰了三家被告的責任比例，數額沒有變動。
二審判決後的三年中，張芳多次生病致體弱無法工作，此時她沒有任何生活來源，賠償款也沒有落實一分錢。
2000年前後，張醜寅帶著女兒和年幼的外孫女，踏遍了各個單位的大門，三個人還曾因堵住機關大門被送進收容所呆了兩夜。 在多方努力下，他們拿到了省里關於落實賠償的批文，但批文在地方上彷彿不起效力。
2002年，在放射事故發生近十年之後，忻州市科委終於鬆口，答應"先給付80%的賠償款"。 之後幾年間，張芳陸續拿到了幾筆賠償款，但索償的同時也需要多方打點。 "這其中的許多事情我們也不想再提了，反正最後就拿到了20多萬。"張芳無奈地說。
她更擔心女兒京生的智力發育。 京生八歲上小學，在學校裡第一次感到自己與其他孩子的不同。 她功課經常不及格，尤其是數學，哪怕對著作業本思考很久，也無法進行兩位數以上的加減法。 京生堅持上完了初中，雖然大部分時間並不能聽懂老師們在講些什麼。
輻射安全所和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發表於2010年第五期《中華放射醫學與防護雜誌》的論文顯示，推算京生當年受到輻射的生物劑量為1.85戈雷，宮內受照沒有影響她出生後的體格發育，但對其智力發育有嚴重影響。 根據中國修訂的韋氏兒童智力量表，京生的全量表智商僅為46，低於99.9%的人群。
如今，京生已經長得和母親一樣高。 曾經有美容院的老闆招她去做學徒，"京京形象好，同事和客人都喜歡她。"張芳說，"可她不會賣產品，一涉及到數字就不行。"
張醜寅經常算賬，多年前定出的賠償標準今天看來實在太低。 "忻州去北京的硬座火車1992年是19塊，現在是72塊，這中間漲了多少倍？"張醜寅說。 同為輻射受照者，他自己的身體也漸漸垮下去，早早地牙齒脫落，腰酸背疼。
京生是農村戶口，沒有低保，暫時也找不到工作。 握著北醫三院出具的智商鑑定書，張芳非常猶豫，要不要給京生辦一個傷殘證，這樣女兒或許能在福利部門謀一份工作。 "可是京京一個女孩子，很快要成家，辦了智商有問題的證明，誰還會喜歡她呢？"
